技术与机制双轮驱动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转型升级
陈才 2018-07-11 人民邮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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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信息技术革新与体制机制变革为双轮驱动的城市转型升级。在坚持信息技术全面重塑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管理建设的同时,要围绕新型智慧城市的统筹组织、条块融合、行政审批、建设运营,增强全面系统、富有活力的体制机制改革,向机制改革要活力,释放智慧城市潜能,以新型智慧城市,全面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

形成统筹推进、多元协作的组织机制

新型智慧城市不是传统电子政务建设,也不是纯市场化运作的城市商业模式创新,要在政府与市场间找到平衡,坚持城市管理者的统筹主导地位,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营造企业、市民、组织多方参与、各得其所、协同共建、成果共享的新型协同机制。

因此,为了促进智慧城市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交流,在智慧城市发展理念、建设目标、推进手段上,均需要建立新型智慧城市多利益相关方合作机制。例如,新加坡在推进智慧国计划过程中,除了由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机构主导之外,同时还单独成立了智慧国资讯与行政办公室(Smart Nation Programme Office),直属总理公署,辅助完成政府、企业、市民的协调工作。意大利巴萨罗那市成立了“城市栖息地”部门,专职负责智慧城市项目的协调、推进和监管等。

我国很多地方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通过设立智慧城市专职协调机构,以政策创新加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统筹力度,取得不错实效。浙江嘉兴市创新智慧城市领导小组传统构建模式,组建由市委副书记、市长以及实施公司总经理组成的新型智慧城市“三组长”架构,全力统筹智慧城市建设,形成政府、企业协同推进新格局。陕西咸阳市成立了“市委网信办、市政府信息办、咸阳市智慧办”三办合一机构,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形成了统筹协调、专门负责、一体共建、集中推进的智慧城市建设工作机制。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超过50个地市建制的智慧城市办公室和超过10个省、市级大数据局,也成为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织机构。

建立上下联动、条块融合的运作机制

智慧城市,尤其是区县一级的基层,大量的信息化、智能化业务系统来自国家与省的垂直部署。由于条块的技术标准不统一,数据资源的分散管理,互不交换、不共享,给基层带来严重困扰。传统智慧城市建设只关注城市自身业务系统建设、数据资源规划,而未形成有效机制,实现上下联通、条块联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不仅要求城市内部系统、数据资源实现整合,也需要实现与国家及省级部门的上下联动、条块融合。

一方面,要以城市为基础单元,加强“由块驱动”的上下协调机制。通过加强与上级垂直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定期化、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在跨层级、跨领域的应用上逐步突破。例如,上海市建立市、区两级信息化管理联动机制,并主动对接国家部委建设需求,明确政府与市场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主体责任,协同各级政府共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广州市番禺区政府充分意识到广东省全员人口库的基础数据价值,通过积极与广东省、广州市卫计部门沟通协调,将省级下发的、属于番禺区的全员人口数据接入到番禺区数据中心,并以此作为基础,建设条块融合的番禺区民生人口档案库。条块结合的交换服务扩展到100多家部门单位,共建数据主题500多个。

另一方面,要以“条块数据”整合为突破口,强化条块系统联动建设。加强条块数据整合应用,通过建立数据接入、数据整合、数据应用、数据管理等机制,聚焦设施互联、资源共享、系统互通,确保条块数据能够有效整合,真正为地方所用,发挥数据的关联价值。例如,贵州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云上贵州平台,汇聚了全省人口、法人等基础数据,以及旅游、扶贫等主题数据。在地方开展追城市建设过程中,贵州省大数据局主动作为,积极对接城市需求,将服务于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数据,以API接口形式,返还给地方城市,并与城市形成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协同机制,最终推动实现省、市、县垂直型“条”与水平型“块”互融互通,协同运作,共同推进智慧化业务系统建设。

探索联合集中、高效透明的审批机制

在传统城市信息化建设和早期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管理者对政务信息化、智慧政务建设,往往以政府部门履职为中心,考虑怎么方便部门管理、确保安全稳定,却较少考虑怎么让企业、百姓方便便利,节约社会整体成本。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树立从政府“好管”到群众“好用”,从独立审批到并联审批、联动审批、限时审批的理念嬗变,在机制体制的创新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传统的管理至上、建设主导、协同缺乏、效能低下等弊端逐步被打破。以信息化智能化方式实现网上办事与行政审批过程的全程跟踪、全程留痕、全程监督,探索模块化审批、容缺预审、限时审批相结合的全并联审批,形成新型智慧城市高效透明营商环境。

形成联合审批机制是审批服务改革的基本要求。“网上办、集中批、联合审、区域评、代办制、不见面”的新模式在江苏省全面加速推广。云南省创新性地借用“超市”经营管理理念,大胆探索投资审批中介超市模式,从源头上扭转“跑偏的权力”,斩断不健康的利益关联。中介服务超市平台与工商、编办、住建等中介机构入驻超市审核部门建立了联动审批机制;与监察、审计、财政和政府督查室建立了建设及运行管理监督检查工作机制;与省市县区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建立了业务指导沟通机制,全面推进全省投资审批中介超市建设。

以行政审批局为载体的集中式审批,是一种审批机制的新探索。通过建立行政审批局,优化再造审批流程,在智慧化信息系统支撑下,深化简政放权,打破“职责同构”壁垒,为新型智慧政务建设开创突破点,基本实现“一枚公章管到底”。例如,智慧银川将26个市直部门负责的500多项审批及公共服务事项,全部划转到行政审批服务局,并推进网上审批身份验证自动化、申报过程智能提醒,审批信息自动流转、审批结果数据自动推送外网,并邮件快递至申请者手中,实行审批事项的申、审、颁“一条龙”服务。

创新政企协同、多方参与的运营机制

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必须要通过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模式,拓宽智慧城市资金筹措渠道、促进市场和社会多方参与,利用市场机制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从政府主导、大包大揽,走向政府和市场协同运作,实现可持续运营。

在通过构建政企协同方式,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一是引导地方政府合理积极采用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模式推进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梳理向民资开放的智慧城市应用服务目录,强化第三方承接机构服务资质审核,避免借壳投标。二是应建立由工信、财政、发改、审计等多部门联合参与的信息化服务成本核算、质量管理和绩效考核评估体系,避免政府信息化服务采购漫天要价、权力寻租等现象,推动政府采购服务物有所值,公平公正,质量可控。三是引导地方政府投资重心从建设环节向运营管理环节转移,对BT、BOT等合作模式加强信息化项目合同规划、谈判、市场分析和预测能力建设,对于特许经营等长效化合作经营模式,加强项目风险管理及盈利模式设计,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的同时寻求政府、市场、民众多方效益最大化。四是建立智慧城市领域PPP项目绩效考评机制。形成以项目公司或第三方绩效评估机构为主体,对PPP项目开展绩效评估,重点关注项目日常运行过程中的关键绩效,其结果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及财政补贴费用的支付依据。